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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昭仁:温故促新

发布时间:2017-10-09发布人:网站管理员浏览量:226次

改革开放之初,阜阳的“四专两厂”(专业户、专业村、专业片、专业市场和户办、联户办工厂)全国闻名,与“温州模式”并驾齐驱。在阜阳那段最辉煌的日子里,我曾有幸在那里临时工作半年多,深受教益。每当忆起这段往事,心中就有一种难忘的激动。这次是退休多年后重来故里,更是感慨万千。

1982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农村工作方面五个1号文件,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改革,使得我国农村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来1987年还要发布第六个1号文件,并已于19861224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定于元旦发出。后因总书记易人,政治内容文件排前,这份农村问题文件才以5号发出。

这个五号文件同先前的五个1号文件一样,对指导我国农村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次明确写上了雇工人数超过一定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为“私营经济”这个禁区点亮了第一盏绿灯。文件还提出,在农村“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并且允许突破某些现行政策和体制。根据这个精神,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定在全国设置了七个农村改革试验区。我省阜阳因“四专两厂”名气很大,被选定作为乡镇企业制度建设试验区。北京派来的人不仅比其他试验区多,而且规格高,有好几位青年精英,比如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杜鹰等,我作为省里派出的一员,和其他六位同志一道,参与了这项工作。

当时阜阳全区面积1.8万平方公里,下有92市,1100万人口,是全国最大一个专区(四川绵阳、山东临沂列第二、第三)。境内没有一座中心城市,刚升格的阜阳、亳州两个县级市,原来都是县的城关镇,就只有15万人。距离最近的武汉、郑州、徐州、蚌埠等大中城市,都在200公里以外。因为没有城市辐射,不临交通要道,又未发现重要地下资源,加之淮河水害频发,所以从建国至1985年的36年间,国家在此地区的基建投资,按人均只及全国10.6%1985年全国工业普查,全区无一家大型企业,够上中型标准的也只有两家,可见经济基础的薄弱。这样一个传统农区在包产到户使农民解决了温饱以后,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未停顿和满足,人们利用手头有限的一点劳动剩余,从不起眼的、被人看不起的小商品起步,穷地方实行穷办法,个私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1986年底,全区有30多万个专业户和联合体,形成了707个专业村,249个专业市场,各类不成型企业17多万家,有的已有工人200以上。家庭年收入5000元以上的农村非农经营户有12万多户(当年全省农民人均收入396元,阜阳地区为317元)。第一次上北京汇报,杜润生等中央机关的许多领导同志、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都认为阜阳是我国传统农区的一个典型缩影,把它和苏南、温州等地发展非农产业的途径进行比较,认为阜阳经验在我国北方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以及其他不发达地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易学性,从而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我们下大力办好这个试验区。

作为一个参与者,我深感北京来的同志水平高,改革精神旺,对我教育帮助很大。王岐山(现为北京市长,当时是中央农研室发展研究所长)因在单位主持工作,时常往来京阜两地;陈锡文(现为中财办副主任兼中农办主任)、杜鹰(现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周其仁(现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在阜阳长住半年,以后多年常去指导。先后两次进行了廿个试验项目,涉及企业制度、市场环境、政府职能、要素配置、民间金融、乡村工业园区、产业政策等诸多领域,对促进个私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发展,进行了多方位探索,提出了许多极具超前性的指导意见。当时的阜阳“四专两厂”更加欣欣向荣。皮条孙尼龙绳市场、利辛筛网市场、倪邱马尾市场、南照集稻米市场、谢桥兔毛市场、光武塑料制品市场等,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有上万人云集,媒体连续报道,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视察调研不断,参观学习人群更是络绎不绝。我198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与浙江绍兴市长、温州体改委主任同在一个支部,他们来阜阳参观时对我说,阜阳的发展很有特色,理论指导性比他们更强,称赞阜阳前景无限。

我们省另一位参与阜阳试验区工作的胡卫星(省社科院当代安徽研究所副所长),在接受新安晚报记者采访时说:“如今回忆这段历史颇有隔世之感,因为温州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阜阳则因观念没有跳出束缚……大量乡镇企业在两年内倒闭,长时间重归平淡。”他的感叹也表达了我的心声。

我时常想一个问题:人们经常津津乐道,安徽是大包干发祥地,在全国率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今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又报道,安徽又在全国率先进行农村综合改革。我想:为什么安徽出过那么多经验,有那么多“全国率先”,然而却罕见有什么经济指标在全国排头?相反农民人均收入、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数字还属全国倒数呢?(按:其实这曾是香港无线电视台要求采访我的提问,我通过省委宣传部婉辞了。)记得有次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性会议,一位安徽官员正在台上发言,台下邻省两位代表交耳叽咕:“我们没有安徽经验多,只是埋头搞效益。”当时听了直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联想到至今仍有人炫耀,全国第一张VCD诞生于安徽。我真不知道这是个值得自喜,还是应该自省的旧闻?当年我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亲耳听了省经委主任朱熙春汇报,他介绍了民营万燕科技公司这个创新产品,要求省领导给予重视,给予扶持。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棵在安徽省开花产粉之树,却到外省去结果了。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成思危副委员长来合肥参加“中国非公经济论坛”,刚到的头天晚上就在只有安徽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有唱功,更要有做功。”我以为,这恐怕是很值得深思的。自古就说,文章不足以果腹。一定不能只出经验,更要出实际效益。如果仅仅满足领导人的表态,出台了多少优惠政策,而不认真抓落实,那么再优美华丽的词藻,再激动人心的承诺,都只是纸上谈兵,就像老百姓挖苦地那样:“一角钱能买11个——一分不值。”

当然,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诸多因素。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胡卫星点出的“观念束缚”也是要害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极左一时重新抬头,温州、深圳等地顶住了,坚持下去,获得了巨大发展。安徽、阜阳等地大跟其“风”,一时间,有些部门纷纷出动“查证”、“补税”,坊间广传“私人企业主不能入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要让一些“冒尖户”倾家荡产等等,弄得人心惶惶。许多人缩小经营规模,高峰时有的私企有200职工,这时普遍降到八人以下(雇七人作为帮手、学徒,算是小业主,雇八人者则是剥削了)。有些人想方设法弄顶红帽子,求爹爹拜奶奶去找“靠爷”,这就为官商勾结开辟了早先通道。相当一些人干脆关门大吉,重操土里刨食的祖业,人们抱着“平安就是福”的自保心态,以能吃一碗饱饭为满足。当然,也有一些不甘命运摆布的能人,只好远走他乡,异地创业,怀揣着“安徽经验”去外省发挥效益了。“五风”时期政策朝三暮四时,人们就有教训:“一个早晨的杀猪砍树,几年也恢复不了元气。”这次经过如此折腾,尔后再有好的政策,也是将信将疑,因而在抓发展机遇上,常常比人家慢半拍。大家知道,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国外一些大公司的成长,往往也是经过了几代人持续努力才成大器。我们如果老是上下波动,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稍有风吹草动又偃旗息鼓,企业不可能做大做强,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必然会成为时代落伍者。靠吹牛浮夸,什么“黑马”、“快车道”、“财政上台阶”等等的玩数字游戏,终究无济于事,改变不了丧失时机,被“邻居”们抛在后面的现实。

往事萦迴,人们的心情十分凝重。人们都希望过上美好生活,人们也完全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生活。在我们国家(市场经济未完善前,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之前),政府、官员他们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实在太重要了。中央国策既定,当地领导是不是明白人、能人实在太重要了。客观环境、自然资源并不是主要的,也不是唯一的。庸官、昏官、贪官,以及虽然头脑精明但一心只想着保官、升官的人占了位,那只会遭殃。

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但历史又是一面镜子。温故是为了促新,最近几年,阜阳和安徽的农村经济,自己和自己比,确实有不小的发展,但愿今后有更大、更实在的飞跃。期待着阜阳能像无为一样,能有更多的打工佼佼者,“凤还巢”回家乡创业,为阜阳再创辉煌作贡献。


(在省城乡劳动力资源研究会阜阳现访会的书面发言,载中央新闻单位驻皖记者站联合会《时代传真》2005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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