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旧版
投稿信箱

首页 >学术研究 > 学术交流

吴昭仁:关于阜阳试验区的回忆

发布时间:2017-09-26发布人:网站管理员浏览量:139次

(一)试验区的缘起

 

谈起我国的农村改革,人们很自然的就想起1982年——1986年连续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其实1987年本也要发农字头的一号文件的,并已于19861224日由胡耀邦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通过,定于元旦发出。但此时因总书记易人,政治性文件提前,那件农字头的文件才以“五号文件”付印。1986年下半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曾有幸参加了时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张云谦主持的这份文件的征求意见座谈会。对文件中的两个提法,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一是这份文件第一次提出,雇工人数超过一定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这为日后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了第一个信号;二是提出在农村“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并且允许突破某些现行政策和体制。

我当时是安徽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这个单位以前是中共安徽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与中央农研室是一个系统。我与他们熟人较多,逐步知道成立农村改革试验区是周其仁最先提出来的。周其仁和陈锡文、杜鹰、孙孔文等人,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同学,并且都是上山下乡近十年的知识青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他们就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同龄人一起,对安徽、四川、内蒙古、贵州等地农村萌动的改革特感兴趣。在北京大学的陈一咨的率领下,多次进行农村调查,受到了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总参谋长”的杜润生的关注与指点。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名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多次参与中央一号文件和其他涉农文件的起草。党内机构中央农研室同时挂第二块牌子“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部分成员归入该中心的“发展研究所”。陈锡文任副所长,杜鹰当了科研主任,周其仁是公认的一号科研骨干。周其仁后来在阜阳与我闲聊时还戏称,借用京剧样板戏《杜鹃山》中的一句台词“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把同道不同学的学长王岐山“抢来”当了所长。孙孔文毕业后回到家乡亳县,1986年已任阜阳地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进入1985年时,由于包产到户改革已取得全国性成功,粮食已经满足国内低水平的自给,许多产区已出现卖粮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工潮(去沿海打工)开始出现,流通领域问题越来越多,农村改革要向纵深发展了。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决定建立改革试验区就成了必然。

 

(二)阜阳是中央5号文件后第一个开启的试验区

 

阜阳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地区,当时面积1.8万平方公里,人口1100万,下辖九县和两个县级市(山东临沂和四川绵阳列为第二、第三)。阜阳境内没有一座中心城市,只有阜阳、亳州两个刚由县城关镇升格的各有15万人口的小市。距离最近的武汉、郑州、蚌埠、淮南等大中城市均在200公里以外。建国以来至1985年,国家对这一地区的人均基建投资仅有10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1985年全国工业普查,全区没有一家大型企业,勉强达上中型标准也只6家。其境内还有一条没有治好的淮河,有三个行蓄洪区,自然条件相当恶劣。令人感动的是,这样穷困地区在包产到户使人民得以温饱以后,群众利用手中很少的劳动剩余,从那些不起眼的、被人看不起的小商品起步,穷地方实行穷办法,创造了草、灌、乔三结合的“四专两厂”(专业户、专业村、专业片、专业市场和户办、联户办工厂)的发展乡镇企业路子,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后来考察、参观、进行商贸活动的人络绎不绝,受到了广泛赞誉。这是主因。

我有个看法,有些事的确与机缘、人脉有关。陈一咨、陈锡文、杜鹰、周其仁、王小强、张木生、冉明权中很多人,当年来过肥西、凤阳调研,与周曰礼、王郁昭、陆子修熟识,当然更知省委书记副书记王光宇其人。杜润生当年随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兼任过豫皖苏四地委书记(即今阜阳、临泉、固始一线),王光宇当时是豫皖苏三地委副书记(即今亳州、永城一带)。淮海战役胜利后杜润生随邓子恢进了武汉,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王光宇当了阜阳地委书记,他俩战争年代就互相认识。六安、滁县地区农村改革走在前,阜阳地区是随后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阜阳乡镇企业的“四专两厂”,在全国很有名气,与温州(私企为主)、苏南(集体企业为主)并列为“伟大光明灿烂希望之所生”的乡镇企业三大模式。而六安、滁县那几年为卖粮难所困,多种经营也没多少特点,就相形见绌了,阜阳是省内新亮点。加之老同学孙孔文的关系,与发展所联系较多,信息来得快,王岐山又兼任中央农研室刚成立的试验区办公室第一届主任,阜阳就当然地占了先机。杜润生对阜阳这个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印象深,正如他所说:阜阳是中国传统农区的典型缩影,阜阳的乡企发展模式,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包括东部发达地区的后进地带,较之苏南、温州模式可能都更有适应性和易学性。于是,阜阳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制度建设试验区,真的非他莫属了。周其仁认为,包产到户当时解决了农业的经营体制问题,下一步发展农村更应关注的是剩余劳力出路,是乡企,是劳务输出,是多种经营。所以,在“五号文件”后,第一批七个(阜阳、湄潭、平度、无锡、玉林等)试验区中,阜阳的乡镇企业制度建设试验区,在日程上排在最靠前的位置。“五号文件”于19871月初发出,阜阳试验区工作班子314日前就到位(我和省里6人是13日到达阜阳的),315日召开成立大会。这个速度是惊人的。省长王郁昭得知讯息后主动代表省里表示同意,阜阳地委书记陈复东同志更是积极,在北京就把一些事情办妥,由阜阳派出车辆去北京迎接。

 

(三)阜阳是唯一由中央农研室直接领导和直接参与的试验区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了试验区办公室,首任主任为王岐山(发展研究所长兼),一年后由卢迈接任,1989年杜鹰接任,转入农业部后,主任先后为杜鹰、宋宏远、朱守银。阜阳试验区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共安徽省委共同领导,杜润生和王郁昭(省委副书记、省长)主抓,王郁昭调京后孟富林接任。阜阳试验区成立领导小组组长是陈复东(阜阳地委书记),副组长是陈锡文(中央农研室农村发展研究所付所长)和吴昭仁(安徽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成员有:杜鹰(发展所科研主任)、周其仁、汪文斌(阜阳地委副书记)、 孙孔文(阜阳地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张远钦(安徽省农经委调研处副处长)。工作班子成员有:北京方面王岐山送第一批同志到阜阳,参加第一次领导小组会和成立大会,发表了讲话,并代表杜润生表示祝贺。第一批成员是陈锡文、杜鹰、周其仁、冉明权(另有三位我记不起名字了)。安徽省也有6人:吴昭仁、张远钦、王玉岭(省乡镇企业局调研处副处长,原为孟富林同志秘书)、张荣华(省农经委主任科员)、张庆军(省计委信息中心)、胡卫星(省社科院)、王浩(省农村抽样调查队)。以上人员开办之初在阜阳工作半年多,后各回原单位。陈锡文、杜鹰、吴昭仁约定每三个月在阜阳碰头一次,日常工作由阜阳试验区办公室承担(已确定四个正式编制、正县级单位),孙孔文同志负责,张远钦长驻阜阳协助。北京此后常来的人还有温铁军、李铁、马莉(女)、张文宝、宋宏远、朱守银等。

阜阳不仅是全国第一个由中央农研室直接领导、直接参与的试验区,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因为对其他试验区都只去个把人,从事联络、观察,从没有去这么多精英人员的,且都是以当地工作人员为主。

开启时,发展所还聘请了几位从京沪来的法学、经济学、统计学方面的青年学者短期协助,并请安徽省农调队帮助从事专项调查和一些数据的提供。

 

(四)阜阳试验区的试验项目

 

阜阳试验区,特别是陈锡文、杜鹰、周其仁、孙孔文四位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先后出台了20个试验项目,极有成效。我保存了当时的全部试验区项目书,周其仁同志向杜润生和安徽省委的口头汇报手稿,杜鹰和周其仁的一些设计和设想,以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当年对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看法的课题研究报告。供你们研究,我不就此详细讲。现只把我印象较深讲的几点,供参考。

发展经济很重要的是投资环境。试验区首先就抓清理整顿市场,当时农村市场是“七八顶大盖帽压着一顶破草帽”,公安、工商、税务、市容、质检、卫生、医药等等,反正吃公家饭的人,戴着一个大盖帽就可以管,就可以收钱,就可以定工商企业的生死。接着抓整顿市场路卡,我们工作人员自己开车120公里,碰到15家检查站,他们自己都不懂交通法规,红绿旗一把抓,让你不知是放行还是停车,反正都能找到茬子罚款、没收、扣留……。而且罚款还有议价的,要发票的罚得多,不要发票的罚得少,不要发票的当场下腰包。这怎么能搞活流通?三是规范政府行为,审批是寻租的主渠道,晚上先上府邸送礼、白天再进官邸办批文。为了革除弊病,我们建立合署办公制度,发布审批程序公告,张贴收税收费标准,发行投资指南,让一切都在明处。另外还有兴办工业小区,纠正村村办厂、处处冒烟的弥漫格局。

1984年在桐城县调查,那时他们有九千个联合体,而1985年再去时,只余下七千个,且其中六千户是新组合的。发现联合体体合得快、散得也快。我们的传统农村是以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组成的社区,是熟识人社会,办事时,谁都不愿把丑话说在前面,所以常常是患难容易富贵难。往往在事业上升阶段内哄而散。所以企业制度建设上,我对签约章程特别感兴趣。亳州古井镇的合伙企业“老贡酒厂”的章程就特别有意思,弟兄二人各出9万元开办,一个厂长、一个为副、一个派人保管酒,一个派人管原料红高粱,一个是会计、一个是出纳,在企业固定资产未达100万前不分红,只拿工资。今后即便合不拢,也不使酒厂关门,而由政府出面,两人抓阄决定去留。(当然要协商归还他应得的部分)其他企业章程,不论是公司制、共享制、私人制、集团制、挂靠制、股份合作制等等,也都是以促进发展为主体。这些对世世代代务农的人转营非农产业,确实是急需的知识,直到今天,我觉得仍有意义。老贡酒厂兄弟二人的父亲,就是今日古井贡酒的业主,原名汉曹酒厂,相传他家有口古井,当年曹操家人用此井水制酒敬进贡汉朝皇室。觧放后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最后转化为国营,这就是古井贡酒的由来。当地人有制酒传统工艺,据说这座古井使得当地的地下水系的水质都适合酿酒,于是其周围小酒厂越办越多,形成十里酒乡,形成了古井镇的建制。相当于今日的特色小镇了。想必贵州茅台镇也是如此。我曾访问过的法国香槟酒产地也是如此,其实就是普通的葡萄酒,产于法国南部一个称为香槟的地方。当地人用自己传统工艺制造的葡萄酒,口感为消费者者喜爱,有了名气,于是成了品牌,称之“法国香槟”,行销世界。名气、品牌,包括被吹捧过的名人明星,都是巨大商业资源。

当时在太和县城旁和蒙城县双涧镇各办一个工业小区,结果前者比后者发展又快又好,对我启发很大。农民盼进城,首先是进县城。1995年回良玉省长约我谈农村城镇化之路时,我提要从县城突破,使县城集聚全县10%至20%人口,再造几个3万人口左右的中心镇;我不赞成建设厅提的“建设星罗棋布的小集镇”的提法,更不能在县以下地域搞什么工业小区、开发区,因为没有吸引力,我以阜阳试验为证。当然,历史文化名镇和特色小镇除外。回良玉支持我的看法。

 

(五)我的收获

 

 参加试验区工作,是我此生的极大幸运,等于进了一次培训班,使我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我确实是个学生,对所有工作内容都感到新鲜。

 除了参加领导小组工作外,由于我是省里一方的代表,主要让我承担上级来人视察,友邻省市来人考察以及这类方面的接待、汇报、陪同,去京去省开会发言。当然主要是陈锡文、杜鹰、周其仁、孙孔文他们的工作成果方面的内容,由我讲出而已。

中央农研室试验办给了我许多支持和帮助,让我参加了平度试验区两田制实验的最初方案设计研讨,和最终的验收评审。(这项试验以失败告终,因为行不通。)让我参加了在贵州湄潭召开的农地制度改革研讨会,在广西玉林召开的农村商贸改革试验现场研讨会,都使我受益很大。乔冠华后任夫人章含之是中央农研室国际联络组副组长,在她联络下,试验区组织了两次出访,第一次是去泰国学习正大集团“公司带农户”的经验,培训半个月。我省有我、马明业(界首县常务副县长,主管该县试验工作)和亳州市委常委、办公室赵主任(也是主管该市试验区工作)三人参加。试验办副主任陈枫带队任团长,我为副团长。这次是1989615日离京程,据说我们这个团是“六四”风波后公派出访的第一个团,返回后杜润生亲自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第二次是19924月,去美国考察三周,去了联邦农业部、芝加哥农畜产品期货交易所和农业大州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农经学院。也是陈枫同志任团长,她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妹妹,因而有幸在洛杉矶和纽约分别会见了我去美的周其仁、卢迈两位学者,作了一些交流。这次考察报告是中央农研室的学者写的,我写了《美国就是美国——访美见闻及随感》一文,已收录在《我的三农印记》一书中,当时因国人去过美国的不多,还很有点影响。

1995年阜阳试验区基本停止工作后,农业部授予我“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先进工作者”称号。1999年,我退出行政岗位,担任省政府咨询员这个二线职位后,农业部又给我颁发“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特别贡献奖”证书。组织上对我的关爱使我非常感动。

我就阜阳试验区写过三篇文字,一是1987年给中央农研室和安徽省委的汇报,录入了《我的三农印记》;二是1988年写的《阜阳模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之路》,是根据试验区工作成果为阜阳做的一次“广告”,当时刊于省社科院《乡镇经济研究》;三是2005年在省城乡劳动力资源研究会阜阳年会上的书面发言。此文带有牢骚味,表达对阜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缓慢的不满,我同意当年战友胡卫星先生答《新安晚报》记者问中的话:当年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并驾齐驱的阜阳模式,如今人家是全国最富裕地区,而阜阳却贫困依旧,令我颇有隔世之感。我多么盼望阜阳再现辉煌,所以写了《温故促新》一文,登于中央驻皖新闻单位联合会《时代传真》。

近几年阜阳已有较大发展进步,期望故地再次腾飞!

 

 吴昭仁  2017925日定稿

 

应安徽大学中国三农研究中心执行院长张德元教授之约,特作此文。


© copyright 2015-2020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 . All rights reserved.   技术支持 : 造宝屋科技

通讯地址:中国 · 安徽 · 合肥市肥西路3号安徽大学龙河校区主教学楼西403室|联系电话:0551-65108001|传真:0551-6510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