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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蓉:农村合作社运动与第三条道路:争论与反思

发布时间:2016-09-04发布人:网站管理员浏览量:743次

一、引言

农村合作社运动正盛行中国。自2007年7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以来,工商登记的农村合作社数量不断增加,从2008年的10万家,增加到2012年底的68.9万家。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报告,到2014年3月,合作社已经达到106万家。①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国的《合作社法》把合作社定格在“专业”合作社,所谓的“专业农民”定义为“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二是允许农产品加工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加入合作社。合作社的迅速发展有几方面的助推器。2008年,中央政府就鼓励在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生产者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张晓山,2009:14)。许多准政府机构,包括农业部、中国供销合作社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积极参与推进合作社的培育。在地方上,不少地方政府机构也参与推进合作社的发展(仝志辉、温铁军,2009:16)。而三农知识分子和支农的青年学生组织也是合作社的积极倡导者。

然而时至今日,合作社的发展仍存较大争议。有些人质疑是否应该提倡专业合作社,并对专业合作社发展所带来的意义和影响持不同意见;有些人则批评现今大部分合作社都是“假”合作社;还有些人提出应以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综合性农民协会作为仿效对象。这些争论既关乎农村合作社,但又不局限于农村合作社。在强烈支持或批评的背后,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和探寻第三条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

回顾历史,合作社运动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农村了。合作社运动首次出现在中国农村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当时有官方的大力支持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合作社运动,与今天的运动具有相当的可比性。首先,两次乡村建设运动存在明显的知识上的承续。今天,以温铁军等为代表的三农知识分子将早期的运动视为一种源泉和遗产。当代中国关心农村的知识分子也把农村合作社看作是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20世纪30年代和今天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新、旧两个乡村建设运动都试图探索一种中国发展的替代性方案,都看到农村重建的基本问题在于农民缺乏组织,都确信农村合作社是把农村小生产者组织起来的有效途径。其次,两次运动都存在各自的结构性难题。伴随30年代这场运动的是知识分子关于中国未来前景的激烈辩论,梁漱溟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的辩论便是著名的例证。虽然旧时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争论,尤其是梁漱溟和毛泽东之间的争论,已逐渐为人所淡忘,但是,对此一争论的重新审视仍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农村合作社运动和农村发展的反思。

二、20世纪30年代的论辩:梁漱溟第三条道路的假设和实践

中国农民历来就有互助传统。②中国知识分子对合作社理念的兴趣发生在20世纪早期(杜润生等,2002)。③早期倡导者汤苍园就是一位把合作主义视为一种替代性方案的典型人物。在他看来,“合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其势力所及,将破坏经济帝国主义而有余,但它的方法,则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合作主义不注重革命,而注重建设,不假手国家,而期成于团体,其进也渐,其行也远。”(卜国群,1994:122)。但合作社运动的另一位重要支持者于树德(早期共产党员,孙中山的秘书)则认为,把合作社当作主义或道路是对合作社组织的一种误解。他于1927年明确指出,合作社组织的问题属于社会政策领域,它本身不是主义(于树德,1929,序言)。果然,20世纪上半叶,国民党、共产党、无党派人士,甚至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殖民者这些不同的政治势力,在不同的主义背景下,为着不同目的却都将合作社作为一项社会政策来予以推行,于的观点得到了现实的印证。

中国共产党对合作社的推动是其大规模阶级政治动员中的一部分。它首先在工人中展开,当农民运动兴起之后,又迅速扩展到农民中。1922年,在领导江西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时,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就组织工人们创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但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在1925年遭到军阀的镇压。类似的以工人为中心的合作社在湖南和广东的部分地区也组织起来(杜润生等,2002:35-36)。1925年,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 鼓动新兴的农民协会积极参与到创办合作社的运动中来。在1926年至1927年期间,合作社成为国共合作时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班的一个讲授话题(杜润生等,2002:37)。1925年到1927年间,在农民运动势头最强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农民协会都颁布了合作社决议(史敬棠,1957:73-78)。

合作社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全国性农民运动的组成部分。此时的农民运动具有阶级立场,包括打倒土豪和军阀、减租减息、反帝国主义运动、文化运动等,合作社决议的目的是支持“贫农”,使其免于“地主”、“富农”和“富户”的剥削(史敬棠,1957:74)。这些合作社主要在销售、供给和信贷方面促进合作。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农村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在土改和男劳动力参军无法顾及生产的情况下,农民们积极主动地运用传统方法或者发明新合作形式来共享生产工具、畜力以及动员妇女从事生产。④而共产党也致力于合作社的推进,特别是在劳动生产方面。1933年,共产党颁布了关于劳动合作社组织的政策大纲,大纲要求合作社需坚持“依靠贫农和团结中农”的原则,并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排除在合作社之外(史敬棠,1957:35-36;梅德平,2004a:105)。及至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旧在晋察冀根据地积极推进合作社建设。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已有一半实行了土地改革,还有一半实行了减租政策(毛泽东,1943)。在此背景下,合作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合作和生产,而且在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刘庆礼,2010:14)。

国民党也推进合作社运动,并于1928年组织了农村信贷合作社(卜国群,1994:127)。⑤20世纪30年代合作社在国统区逐渐发展起来。1932年,国民政府首次颁布政策,支持在“剿匪”地区发展合作社。随后几年,国民政府继续在政策和资金上对合作社予以支持。国统区合作社数量大增,其中大部分都为信贷合作社。但实际上,信贷合作社无助于农民的生产活动,也不能帮他们摆脱高利贷的盘剥。相反,它却使农民们更易受到那些掌控信贷合作社和充当信用担保人的地主和商人们的剥削(梅德平,2004b: 87)。

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危机(1929—1933)的震荡下,中国于1932年爆发大规模的农村危机。与此同时,日本占领东北,使得民族危机日益迫近。在这一双重危机背景下,一些无党派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将推动合作社视为其中的关键。⑥这些知识分子把合作社运动当作群众自我组织的一种方式,也是救亡图存的关键。他们更将其视为对共产党创建苏维埃政权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卜国群,1994:129)。合作社在国统区得以迅速发展,部分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支持。1933年首个全国性的合作社网络成立。及至1935年第三次大会时,合作社网络已经吸纳了来自全国10个省份的99家组织机构,包括社会团体、大学和政府部门、部分报社(姜新、贾晓燕,2008:76,80)。在其顶峰的1936年末,该网络已拥有超过1000个乡村实验点(晏阳初,1989:305,转引自姜新、贾晓燕,2008:79)和遍及16个省份的超过160万会员的37318家合作社(卜国群,1994:127)⑦。这些乡村实验点都由国民政府或者外国基金会资助(梁漱溟,1989,第2卷:580)。费孝通在1939年也指出,农村合作社和乡村工业能够在中国乡村的重建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费孝通,2002:238-239)。

尽管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为了不同的目的推进合作社的发展,但是投身于这场合作社运动的知识分子们继续秉承前人的看法,即把合作社运动视为可以替代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开展的合作社实验在当时规模最大,从1931年持续到1936年。在1936年顶峰时期,实验区拥有8828名会员,共307家合作社(邱志强,2002:101-102)。1933年该实验区成为国民政府授权的一个实验县,梁漱溟还在1935年短暂地担任县长一职(卜国群,1994:129)。作为一位知名的儒学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⑧,梁漱溟有意识地将实验区与国家重建联系在一起,赋予实验区以重大的意义。鉴于梁漱溟过去和现在的影响,我们下面通过集中讨论他的观点来审视20世纪30年代那场乡村建设运动。

围绕着1919年五四运动,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吸引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受彼得·克里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互助、合作和行会社会主义著作的影响(杨菲蓉,1999),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能够创建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如此,中国就可以走出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道路(梁漱溟,1989,第2卷:151)。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梁漱溟目睹中国政治衰败(军阀土匪猖獗、苛捐杂税等)、经济恶化(外国经济入侵等)和文化失调、社会失序。在他看来,“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1989,第2卷:150)。梁漱溟和毛泽东一样,都认为乡村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梁漱溟,1989,第2卷:161;梁漱溟,1989,第5卷:374),但两人恰恰在对中国社会的诊断上产生了差异。对清末以来破坏社会的政治军事权力的失望,促使梁漱溟转向社会文化结构角度寻求诊疗和救治中国的良方(Alitto, 1986:280;梁漱溟,1989,第2卷:162-164)。他认为:“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梁漱溟,1989,第5卷: 375)。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基于两个主要假设。首先,他假设了乡村建设的政治自足性和经济自足性,即乡村建设本身可以自足地成为整个中国社会重建的基础。一方面虽然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外源的而非内生的(梁漱溟,1989,第2卷:233-234,577),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它“天然包含着各种问题的解决”,涵盖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合作组织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民力量的增加(梁漱溟,1989,第5卷:374)。梁漱溟所设想的“乡农学校”能够提供给中国农村非常缺乏的两样东西,即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组织的新形式(梁漱溟,1989,第2卷:191)。“乡农学校”视所有村民为“学众”,教授他们协作、农业技术知识、识文断字等。“乡农学校”还组织超过300家合作社从事生产、销售、信贷和采购等工作。除了教育功能外,“乡农学校”也涉及当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防御等功能。梁漱溟认为他的实验有助于发展出一套全国性的政治体制模式来。这就是说,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自足性基于这样一个设想,即不仅乡村建设运动自身可以摆脱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的政治经济力量的控制,而且通过乡村建设运动,中国也可以结束近代以来的破坏史。我们姑且称之为乡村建设的政治自足性假设。但是,我们看到梁漱溟对这一设想的信心在1938年受到沉重打击(杨菲蓉,2001:216,221)。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还假设了它的经济自足性。那就是,在当时中国与世界关系格局下,中国的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梁漱溟,1989,第2卷:496)。梁漱溟指出,与受西方工业利益压迫的、脆弱的中国工业相比,农业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梁漱溟,1989,第2卷:508)。在他的设计中,中国的发展道路必将是一条立足于合作基础上的农业发展道路,工业化则应为满足需要而生产,企业不应为私人所有,而应由合作社、社会组织和国家所有(梁漱溟,1989,第2卷:509)。它将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农业文明又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的新文明。就此,梁漱溟(1989,第5卷:367-368)规划了一幅发展路线图:

使内地农村能利用外埠过剩资金以恢复生产,增进生产,因而增进一般购买力以促兴民族工业,而后工业乃至一切产业以次可兴。

使外埠屯集之资金得进输与内地农村,以冀农产原料之增加而输出,工制品及工具之需要而输入,俾资金环转流通后全国金融可以活泼流通而不滞。

总结而言,梁漱溟的中国发展路线是希望某种形式的资本下乡,以辅助农业发展,进而增进购买力,拉动内需,以农业原料的输出换取工业机械的输入,以达到工农业循环,完成工业化。尽管梁漱溟所希望的中国道路既不同于传统农业文明,又不同于西方的城市文明,然而他的路线设计却似曾相识,似乎是“现代化理论”的某种翻版。诚然,新兴移民国家如美国(内战后重建时期1866年—1913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的确得益于农业出口 (Friedman & McMichael, 1989:99)。问题是,在时过境迁之后,在20世纪的前半叶的世界格局下,虽然还有人对此现代化路径津津乐道,此路已经不通。正如下面将要讨论到的那样,因为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具有政治和经济的自足性,忽视了在华占有超经济优势的帝国主义的存在,他的假设遭到了批评。

伴随乡村建设运动展开的是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一系列辩论。这些辩论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主要涵盖中国社会性质(1927—1928)、中国社会历史(1932—1933)和乡村社会(1934—1935)。其中,最后一次的辩论最为重要。⑨毫无疑问,对中国未来的严重关切推动了这些辩论的进行。正如当时一位著名编辑所观察到的那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复。任何阶级的学者为着要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也非解答这问题不可”(郭若平,2003:50-51)。随着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这些辩论也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关于中国革命的目标、策略问题的争论密切相关。辩论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由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参加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辩论的“中国农村派”发起了对包括梁漱溟和晏阳初在内的乡村社会运动实验的批判。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中,这部分学者对乡村建设运动自足性的假设提出质疑:乡村建设运动或者中国国民经济的建设能完全独立于民族解放这一政治任务之外吗?(千家驹、李紫翔,1982:64)。更具体地说,“农业的发展能带来工业化,能拯救城市吗?”尽管梁漱溟设想的是非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但实际情况是他所希望的“资金”——那些从商业银行或者政府财政机构出来的“资金”——在农村却表现出一种资本性质,而且,它们主要集中在交通便利的地区,并且主要是有益于富农、中农,而无益于贫农。⑩通过引证河北和山东农村合作社生产的棉花如何供给在华帝国主义企业的案例,“中国农村派”认为“乡村建设”反而有利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扩张。几年后,“中国农村派”领军人物陈瀚笙卓有影响的研究向世人展示了英美烟草公司是如何通过买办商人、地主士绅和乡村合作社来诱使安徽、河南和山东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为跨国公司从事烟草生产,不仅普通农民遭受各方的欺诈,没有博弈的能力,而且中国的民族烟草产业也面临着帝国主义烟草公司超经济的挤压(Chen,1980 [1939])。

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的第二个主要假设是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1938年他访问延安,在那里与毛泽东的争论就涉及了这个问题。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有两方面不同之处:第一,中国社会有职业之分,却无阶级之别;第二,中国社会的立足基础是伦理,即人们彼此之间的责任和义务,而非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梁漱溟认为中国缺乏革命所需的阶级动力,因为没有一个阶级能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无论是农民阶级、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土地问题上,一方面,他承认由私有制所导致的地权的不平等,并且认为可以通过公有制或者平均地权来实现平等。然而他又摈弃了任何一种可能性,因为他认为中国缺乏必要的政治条件(徐连明、赵静,2011)。另一方面,梁漱溟又特别强调中国农村没有阶级分化,认为土地和农民并没有分离。他提供的证据是土地既可以集中也可以分散,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之集中垄断情形不著”(梁漱溟,1989,第3卷:146;徐连明、赵静,2011)。同样地,梁漱溟否认中国存在一个统治阶级,因为存在社会流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位置可以互换。因此,他公开阐明道:“中国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梁漱溟,1989,第5卷:155)由于对立的阶级无法形成,中国社会也就不存在阶级斗争。而这一状况在梁漱溟看来对合作是极为有利的,他曾经倡导避免使用“农民”和“被压迫的民族”等具有阶级内涵的词汇,而使用“乡村居民”来构建彼此的包容性(梁漱溟,1992[1933]:215)。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来超越家庭、宗族和村落等传统组织,尽管有些人认为他代表保守主义(Webb,2008)或者是儒家(Alitto,1986)。鉴于梁漱溟将村民视为无差别的群体,可以说,他意图构造的是一个乡村公民社会,这个社会将由传统的乡村精英和新兴的城市精英来共同领导。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乡村建设运动,题目便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他所宣称的“社会运动”应该由知识分子来领导并且以村民自身为基础(梁漱溟,1989,第5卷:377)。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学校成为外来社会改革家们动员村民的“公共领域”(Thogersen, 1998:147)。而这一公共领域由新旧精英共管。学校董事会执行,其成员从乡村精英中选取,教学任务则由社会改革家们担任。梁漱溟和他的追随者希望他们的组织能够代表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治社会,但实际上它发挥的功能是“充当了中国政府、官员与穷乡僻壤之间的中介”(Thogersen,1998:159)。所以在实践中,梁漱溟更像是一位现代化者,而非其著作中所体现的保守形象(Thogersen,1998:158)。

在“中国农村派”看来,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哲学和实践未能处理好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他们质疑道,如果这一运动仅仅关注农业技术、交通运输、市场与金融等问题,而不考虑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尤其是不去触碰土地问题,那么它到底能否缓解中国农民的贫苦?(千家驹、李紫翔,1982:64)1935年,梁漱溟自己也承认乡村建设运动既不能减轻农民沉重的赋税,也不能帮助他们实现土地再分配(梁漱溟,1989,第2卷:581)。此外,“中国农村派”的李紫翔在其批评中也指出以小生产者为基础的合作社不仅不会与大企业发生矛盾,而且实际上是为大企业和银行所控制的(李紫翔,1982:69)。李紫翔预言梁漱溟的“生产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将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至于梁漱溟想象的生产和消费良性循环,也将以促进帝国主义工业和商品市场的扩大而终结。虽然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应尽量依靠各方力量,但是实际上它几乎只依赖知识分子(李紫翔,1982:70)。尽管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方法论中强调客观条件,但李紫翔指出,梁漱溟眼中的客观条件是静止不变的,因而他的理论和方法论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屈从于这种“客观条件”的保守主义形式(李紫翔,1982:70)。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具有哲学的空想性、方法论的保守性,他所谓的“新文明”只能是半殖民地文明。李紫翔敏锐地总结道,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晏阳初所领导的)意图以“文化工作”来修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根本矛盾的努力,就像推马车上坡一样,终有一天会以失败告终(李紫翔,1982:74)。

因日本侵华,乡村建设运动在1937年宣告结束。1938年,梁漱溟在寻求抗日希望时,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他访问了延安,并和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交流。这次坦诚友好的交流使他们在民族解放和反对西方宪政民主方面找到了共同点,但在中国农民和中国社会的观点上却出现了分歧。当毛泽东问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困难之时,梁漱溟坦言,“最大的困难便是农民好静、不好动”(Alitto,1986:289)。这是梁漱溟一向以来的观点,正如他如此评述农民:“他们的信仰和习惯数千年沿用,无大改变,保守性格外深重。所以要向中国农民谈革命简直是碰壁不通。” (梁漱溟,1992[1933]:176)。早在1935年梁漱溟(1989,第2卷:575)就已经认识到乡村建设运动的困境:

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和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

即便是谈到比较成功的成人义务教育项目时,梁漱溟也失望地指出,农民依旧是改革的对象,而知识分子是改革的主体。许多乡村建设运动参与者都把消极的村民比作“石头”(Thogersen, 1998:152)。

窑洞谈话发生在1938年,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农民动员经验,不少根据地不仅开展了土改运动,还有活跃的农村合作社。因此,毛泽东当即就反驳了梁漱溟关于农民的看法:“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Alitto,1986:289)。在花了一周时间读完梁漱溟的《乡村重建理论》,听完其对文化理论和乡村建设运动的详细讲解之后,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究竟是需要一场改革还是一场革命,以及阶级分析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毛泽东对两人的差异总结道:“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梁漱溟则坚决地回应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Allito,1986:289;艾恺, 2003:208)。

今天,许多梁漱溟的追随者都痛惜乡村建设运动不幸遭到日本侵略的打断,亦有人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功绩不应该以成败来衡量(潘加恩,2012)。然而,梁漱溟本人却对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进行了直率而深刻的反思。首先,梁漱溟反思了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改革定位与依赖地方军阀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涉及乡村建设运动的自足性问题。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所依靠的地方政权是由旧军阀韩复榘所领导的。韩复榘屠杀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镇压农民武装起义,推行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其政权是中国传统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结合体。其次,梁漱溟认为最痛心的矛盾在于上面所提到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他也意识到由于乡村建设运动未能响应农民的赋税和土地问题,无法解决关乎村民的真正问题,“因此无法赢得他们的支持”。(梁漱溟,1989,第2卷:581)尽管承认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认为问题会逐渐得到缓解。甚至在1949年,他仍然坚持自己关于中国缺乏阶级革命条件的基本判断。然而,在目睹中国共产党取得土地革命的成功之后,梁漱溟承认他看待中国社会的观点是静态的,未能看到差异可以发展成阶级冲突。他反思自己犯了过度强调中国问题特殊性的错误(梁漱溟,1989,第6卷:866,950-951;汪东林,200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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