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旧版
投稿信箱

首页 >三农热点 > 农民

刘德林:农民工经济的背后陷阱

发布时间:2015-03-03发布人:刘德林 刘文静浏览量:2090次

刘德林  刘文静

春运就是为农民工而生的,农民工也把春运一年一年地推向高潮。春节前,大量农民工大包小包往家里带,节后,大量农民工又奔向远方;这造成了中国特色的春节大迁徙,节后的农村留下的一大片空落落的房屋和一群群悲戚戚的老人与儿童,整个农村再一次陷入了寂静与荒漠。

农民工经济已经成为一些农民工输出地区的重要发展指标,各级政府各部门不惜出人出力帮助农民工购票维权甚至帮助农民工找工作。庞大的农民工经济数据固然好看,然而农民工经济背后也突显了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更掩盖了农民工经济背后的一些不为人知却有目共睹的陷阱。

农村的改造好像已经势在必行,留下大量空房子和老房子无人居住,很多宅基地已经中上了庄家,以前农村到处是猪牛羊狗鸡鸭鹅的场景,再也看不到了,连基本的菜园子都没有了,农村几乎都是商品化,房前屋后也没有种菜的习惯了,自给自足的习惯被抛弃了。于是有传言好像要把农村统一新农村改造,把一些小的村庄合并,或者统一在一个集中的乡镇建设,这种传言好几年了,宅基地也已经丈量了,老百姓好像很无所谓,只要对老房子给予补贴。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老房子已经留不住他们对农村老家的感情,一年到头在农村居住也就十几天,甚至更年轻的90后00后整年不回来。

乡村合并或者拆除,失去的不仅仅是老房子,得到的仅仅局限于贫瘠的土地;任何一个农村都镌刻着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村庄的机体记忆和传说,每一个村庄都是中国历史和中国记忆的组成部分,正是由这些小的组成部分组合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然而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在打工经济的驱使下,这一个个小的记忆点将被抹去。这些村庄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与生存智慧,这些村庄演绎了中华民族悲壮的历史故事与斗争壮举,这些村庄记载了中华民族前进历程的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和物质家园,失去它就失去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失去了民族精神的生发之根。

这是最大的文化陷阱。

农民工外出打工,留下了一大批老弱病残孕,姑且不提农业生产难以准时进行,就是基本的生活安全也难以保证,农村留守儿童遭到各种侵害,甚至拐卖;留守老人遭到诈骗,留守妇女遭到性侵,农村社会治安日益恶化,夜间的偷盗行为猖獗,甚至出现大白天进行入室盗窃,因为村里青壮年劳动力太少,即使有人看见也无可奈何。

大量农民工外出,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无人问津。现在的农业生产都是采取机械和农药,基本上劳动力投入不多,所以大量剩余劳动力外出,农田水利和道路交通缺少维护和维修。农作物依赖药物,导致粮食质量下降,各种生物疾病产生。进而人口自身产生各种稀奇古怪的疾病,这些疾病当然也出现在城市人口中,这与农作物过分使用农药化肥不无联系。

农村人口外出,留下一帮孤独的儿童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这导致孩子的教育存在巨大的感情缺陷,孩子的教育是存在隐患的。很多爷爷奶奶对孩子只是吃饱穿暖,没有进一步教育的能力和意识。很多小孩子养成了玩游戏上网看电视,甚至抽烟喝酒的坏习惯,较早地产生厌学情绪。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孩子成才的难度,造成了农村人口持续打工的恶性循环。

这是农民工生存的陷阱。

大量农村人口出去打工,从事超重超时超脏的工种,工资收入也算可以满足打工者的预期。因此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外出,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诱惑,然而在这个经济诱惑背后,这些农民工把挣来的血汗钱瞬间又花出去了,农民工把挣来的钱盖起来三层的高楼,配齐了家用电器,安装了网络,购买了汽车,把城里的生活方式全部照搬照抄和模仿,这些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设施又花光了打工者的收入。

有些农民工常年生活在城市的花天酒地和纸醉金迷之下,慢慢养成了各种不和谐的生活方式,吸烟酗酒赌博打牌,灯红酒绿等等这些看似时髦的生活方式摧毁了几千年来农民身上淳朴善良的本质,于是各种糜烂的生活和混乱的婚姻层出不穷,导致了更多的单亲家庭和离异家庭的出现,造成了年幼的孩子成为受害者。

如果第一代农民工还保留基本的农业生产技能,那么第二代农民工几乎已经完全隔离在农业生产之外了;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也不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工作,只想从事一些青春性的服务性的行业,更加剧了轻视农业生产的情感。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变成了“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农民,而且当第一代农民工离开城市回到家乡的时候,也不适应农业生产的繁琐与沉重,放弃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靠出租土地生活。

这是农民工生活的陷阱。

在繁华的城市以出卖体力挣钱,做到丰衣足食并不难,随着国家加强最低生活工资保障,大部分农民工都能取得不错的生活,如果还加上留在老家的土地收入,一年的收入还是相当不错的,这种很丰裕的生活方式,让很多农民工对城市恋恋不舍,充满了向往与憧憬。然而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的体制,让农民工对城市望穿秋水,最后不得不落叶归根,即使把大半生人生都先给城市,还是不能对城市产生归属感;由于长时间的背井离乡,对家乡和农村也没有了归属感和依赖,这样导致了大量的农民工“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归属农村”,既然城市也不留,农村也不去,那么这一群最大流动的群体就成为社会上相对不安定的因素。

由于农民工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那么城市与农村所进行的一些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都把农民工排除在外,或者农民工主动放弃这些本来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因此农民工群体对政治诉求和政治文化往往起点较低。农民工群体对政治建设要求不高或者关心不够,只关心自己的腰包是不是鼓鼓的。农民工群体不关心国家的政治建设也不关注政治问题,属于政治冷漠的群体,这对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现代化是相当不利的。

经济的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挣钱机会,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的政治支持又解决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因此广大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质量或者幸福指数远远高于城市市民,这样就让这些来自农村活在城市的“城市农民”无忧无虑,这种幸福的生活蒙蔽了双眼。

这是农民工政治生活的陷阱。

与农民工经济并肩而行的是城市化的大潮,城市化是农民工的趋势和归属,但是这却是农民的末日,也是农村的没落;农民工经济与城市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赤裸裸的阉割,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这两个车轮,当这两个车轮继续前进的时候,碾碎的是中国记忆,实现的是“中国梦”!

刘德林: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刘文静:四川大学政法学院研究生。

© copyright 2015-2020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 . All rights reserved.   技术支持 : 造宝屋科技

通讯地址:中国 · 安徽 · 合肥市肥西路3号安徽大学龙河校区主教学楼西403室|联系电话:0551-65108001|传真:0551-6510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