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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理财:中国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及其论争

发布时间:2013-08-24发布人:吴理财浏览量:1758次


[摘 要] 文章从建构论视角来探讨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认为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农民行为逻辑,农民的行为逻辑是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由“国家-社会”具体地建构的。

[键词] 农民行为逻辑;国家与社会;建构论


讨论中国民行为逻辑,不得不首先提到孝通、梁漱溟两位大家,孝通传统村社会构是“差序格局”,民的行为逻辑是“自我主[1]24-30;梁漱溟从“理本位”出认为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是“互以重”的利他主[2]81。有的学者认为两人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两人点相互充、互,有的学者认为两人意相左;在后一种看法中,有的欣赏费孝通的点,有的同梁漱溟的意,有的认为二者皆有偏差。例如,廉如岭泉认为,“‘自我主’有低度社会化之嫌,‘互以重’度社会化之嫌”[3]有一些学者试图孝通、梁漱溟各自点的基上加以修正,提出自己解。例如,郭星、汪永涛认为传统社会民的集体主取向是家族集体主它以村落社区为单位,遵循着“互以重”的行为逻辑[4]赵晓认为传统中国的行为逻辑是“以群重、以己为轻”的群我主,以同的“大私”界限,其内遵循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整体主为逻辑,其外遵循截然相反的特殊主的陌生化的人交往逻辑[5]

在确立传统社会中国民行为逻辑范式的述基上,不少学者讨论了中国民行为逻辑迁。跟传统时期比,郭星、汪永涛人民认为,公社期在国家本位的集体主会中,个人直接隶属于国家之下的集体,集体之外既没有社会,也没有个人。它与理本位的集体主为逻辑存在“表达”与“践”的矛盾;在后集体化代,随着国家力从集体退出,以及外部市场经济的影响,民的行为逻辑转变为伦理本位的个人主。他也指出,理本位的价取向与个人主的行取向既存在相互融合的一面,也存在冲突,在于行“私域”范的界定是否一致[4]

民的行为逻辑基本上是建基于“公”、“私”的认识之上。有学者甚至认为,人的深层逻辑就是私利或私域的逻辑。因此,在讨论农民的行为逻辑时大多民的公私念,或者从公私念出民的行为逻辑孝通认为,“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是公的”于“公”与“私”的定向来是随着社会境的不同而因因地变动的,没有一个固定、明晰和一的界限。“自己可以牲家,家可以牲族„„是一个事上的公式。在种公式里,你如果私么?他是不能承的,因当他牲族,他可以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国家他小利益,争,他也是公,了小体的公”[1]30孝通对农民的“私”大抵持批度,“一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有利而没有义务了”。他也承,“私的毛病在中国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毛病的”[1]24。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人缺乏似于宗教的、阶级的、民族的组织,最看重的就是家庭了,个人淹没在家庭之中[6]193国枢将中国人种家族重于个人的向称之家族集体主[7-8]。以致林堂将种“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效忠家族的心理”称之大的自私心理”[9]。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人或民“私”述及批评还有很多,复、梁启超、中山、晏阳初、迅等均直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体意,人人各怀其私,如一散沙,没有凝聚力,是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在述中,有的强调公私的相对论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关

系)格局或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之中,人们对公私的界定是不同的,公私的实际界限随之伸游移;有的从本述,定中国人或民本上是“自私的”,然在道德上主立公私、崇公抑私但在生活践中却是“各怀其私、各行其私、各是其私”[10]

种本质论格上是不起推敲的,关注私利未必就是中国人或民的本属性,如“理性人”、“经济人”、“公地悲”、“搭便”等述也常常之于西方学研究之中,早在古希腊期,里斯多德就曾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人照的事物,人们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公共的事物;于公共的一切,人至多只留心到其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11]48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嘴上一套、实际做一套”,也有讨论。有学者认为这是道德与政治在公私关系上的位所致,乃至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公”的理想境界依君主一“大私”的方式实现,由此造成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公私两无”(即理现实)的尬局面[12]赵晓则认为这“是由公与私的伸知上的悖,而不是一个普遍的践中的悖”,“知上的公私悖论现象的生更多是由于脱离了践的域,抽离了空,于期待能在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面上找到一个普遍性的本体主认识论范式所造成的”。于是,他主“将民公念的讨论放到村庄个特定的域中,放到对农民日常行为逻辑的考察中”[5]。两相比,前者主要是从宏述的,后者强调村庄微观视域的考察。

于此基上,也有不少学者讨论了中国人或民的公私念的迁。许纪认为,自晚明开始,大我不断世俗化,从天理、公理、人、社会到代国家,一一解体,小我逐步失去了大我的范,从而表朱式的个人主[13]。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也明末清初中国上一篇:韩 斌:对农村极度落后群体发展的思考下一篇:林杰:实施五大举措 促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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